DRG定价本身与相对权重的确定是两个独立分开的过程。定价本身是一个各方利益主体之间相互谈判和博弈的政治过程。因此，各国在实行DRG支付体系时，通常会在制度层面构建一个平等的协商谈判机制。

以德国为例，德国的G-DRG系统是向医疗机构分配财政资源的最基本方式,通过G-DRG系统每年大约分配85%的财政资源。2013年法定医疗保险基金约支付了650亿欧元，是国际上基于DRG方式支付医疗费用最多的国家之一。但德国的医疗费用分配不是凭经验处理，而是通过一个高度复杂的经验成本计算与谈判而来。

联邦联合委员会是医师组织、医院组织等医药行业组织与疾病基金协会谈判的平台，基于谈判的侧重点不同, 谈判机制又划分为两个层面：联邦层面和地区层面。

联邦层面的谈判着重于制定框架性的规则，特别是规定德国统一的医保基本保障范围、医疗服务质量保障措施等，主要关注参保人员的医疗保障待遇和水平。地区层面的谈判则更多关注医师的薪酬支付、下年度的医疗服务数量与打折方式等财政情况，因此各地依据实际情况有所差别，主要由各地的医师协会等的谈判能力与收入水平决定。

德国州层级的平等协商谈判主体是最大的保险人与最大的医疗服务机构谈判，小保险人或医疗服务提供者按照相同形式作子谈判。各州的医师协会需要和本地的疾病基金协商年度预算，否则预算结果可能被联邦一级法定医疗保险的代表否决,如果协商不成，最后预算由联邦卫生大会决定。

另外，德国还专门设立了基于成本支出权重谈判的谈判机制。InEK是德国DRG成本支出权重的谈判协商的平台，由于DRG的基准费率全国统一，各州主要是权重不同, 所以地区谈判用于微调各医院的权重。InEK刻意维持医疗服务买卖双方对等的形式，保险人5席，医疗院所5席，中立者含主席3 席，病人5席但无投票权，中立者有议事仲裁功能。

四、小结

总体而言，合理的DRG定价机制至关重要，价格会给系统内所有参与方发出重要信号，并指导决策。构建的支付体系让价格能够反映成本，如果定的不对，就会产生错的激励机制。如果价格定的太高，导致提供的服务太多，价格定的太低，就会导致服务过少，无法提供优质的服务，甚至提供错误的服务。同时，还应认识到，定价中的激励机制也包括从支付者到服务提供者之间的财务风险转移，关键是让供方能承担转嫁给他们的风险。

另外，DRG支付标准并不是一个静态指标，需要根据成本因素、物价因素以及新技术、新疗法的应用等及时进行动态调整。医保部门在支付标准制定中要适时对DRG病组付费进行前瞻性的研究，并将疾病的诊疗手段考虑进分组因素中,避免发生医院为降低成本而减少甚至放弃使用新技术的情况。要对DRG病组成本做出科学合理的预测，并在实践过程中不断调整与改进，以确保DRG定价的科学性和合理性。

同时，需要构建规范的DRG定价谈判机制，提前制定DRG支付的系列管理规则，从顶层设计和立法、组织保障与运转流程等各方面作好引导与规范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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