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晨光：个人认为，完全的市场化是不可能的，药价适当上涨可以接受，但频繁上涨有囤积居奇的嫌疑。当然，价格上涨多少进入预警范围，可适当地研究安排，对于基本的、必需的药品，预警范围可以窄一些，价格上涨幅度可以小一些，但对于具有独到技术或者其他优势的品种，政策干涉应该谨慎。

杨泽：这并不违背市场化精神，医保约谈的形式可以起到作用。如果是OTC等纯市场化的产品，国家也不会监管，比如，一盒感冒药卖几百元，消费者不会接受，国家也没有必要监管。国家监管的是医院品种，只要有招投标，价格就不可能大幅度上涨。另外，院内院外市场需要分开看待，市场化一般针对的是院外市场。

吴延兵：只能起到从侧面监管的作用，药品定价一定是以市场为导向的，但由于药品是特殊商品，是刚需品，所以会出现价格虚高但还有市场的情况。解决这个问题还是需要企业能保持治病救人的初心，仅靠政府是不能做到全面监管的，总有顾及不到的地方。

郭新峰：对于价格异常的产品动用成本调查手段，采取临时价格管制也是欧美国家常用的手段之一，用“看得见的手”和“看不见的手”综合调节，能起到较好的价格调控作用。

医药观察家：函件还提出完善药品价格成本调查工作机制，将成本调查结论作为判定药企是否以不公平价格销售药品的重要依据，结合此前财政部开展的2019年度医药行业会计信息质量检查，这被业内人士解读为“脱掉药企身上的底裤”。您是否认同这个观点？药企该如何在“成本核查”与“带量采购”的夹击下维持合理利润？

李晨光：个人并不认同成本调查机制，这属于干涉市场价格形成的行为。过去多年来，一直要求调查药品成本却一直没有全面开展，也许与这种顾虑有一定关系。目前市场上其实不太存在垄断企业控制产品价格的问题，反而随着企业研发能力的进步，竞品越来越多，市场的威力会逐渐体现出来。

郭新峰：个人不认同上述观点，成本调查并非新事物。发改委定价时期，成本调查一直存在。药企财务报表中的销售费用率、利润率如何确定，尚需要这次大检查后出新规则、画新红线。

吴延兵：“脱掉药企身上的底裤”只是一种讽刺的说法。国家检查的目的不是知道成本具体有多少，而是判断零售价和成本价之间的关系是否合理。政府也应该顾及企业的生存和发展问题，使其保持一定的利润。

卫柏兴：个人认同“底裤”一说，既然国家医保局都进行成本核查了，很明显药价离真正的阳光化越来越近，最后谁都跑不掉。唯一出路就是率先降价，谁先降谁能活。

杨泽：事实上，药企的生产成本是显而易见的、心知肚明的。成本调查其实是降低竞标价的一个方式，可以在招标的基础上合理压缩价格。

医药观察家：函件还针对确认的短缺、易短缺药品，允许企业自主调整价格直接挂网，由医疗机构自行采购，不得以历史价格低、周边价格低等为由进行干预。这在多大程度上能够解决相关药品短缺现象？想彻底解决这一问题，还需从哪几个方面发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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