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晨光：医保招标是个非常复杂的系统，宏观来说，各方面利益集团均在招标过程中有所渗透。由于医保支付者（社保基金）和最终支付者（消费者）在其中的话语权不算很高，因此形成了所谓的“药价虚高”。事实上，这种招标体系虽然降药价的力度不够，也不能被简单否定，有其历史必然性。

卫柏兴：九龙治水，医保管不了价格，也就是常说的“点餐的不买单”。再加上原医保目录和基本药物目录上有权力寻租空间，国家卫健委与人社部医保司“分肥而治”，没有降价动力。

杨泽：医保在各个地方的执行进展情况不同、总体速度不快，绝大多数的医保福利没有体现。一般来说，医保体制越健全的地方，药品销量就越好。另外，虽然目前医生对药品销售还有积极性，但医院已经没有了积极性。

吴延兵：国家的医改和医保政策在零售终端落实得并不理想，很多地方的零售终端存在不能用医保卡的情况。另外，各地的医保政策不统一也会导致医保作用不能发挥。

郭新峰：以往社保不参与价格发展和形成环节，主要职能是被动支付，所以难以发挥医保对药品价格的杠杆作用。

医药观察家：国家医保局成立后，以“4+7”带量采购为突破口大幅降低药价，但也引发争议，主要有价格过低、质量担忧、供应担忧等。下一步的带量采购中，如何化解这些争议，让相关各方共赢？

李晨光：首先，“4+7”带量采购的操作方式非常保守，完全沿用上海带量采购试点的模式，其中是否应该单企业中标、招标品种范围和使用范围额度均有很大的推敲空间。其次，从短期来看，企业在决策层面前只能被动应付，例如正大天晴的大品种恩替卡韦变成了微利品种，但实际上企业的力量会在未来逐渐得到释放，对更好的价格平衡的形成起到重要的作用。

杨泽：质量担忧是药监局的监管存在问题，任何行业如果不监管，都会出现问题。实际上，真正的带量采购是一次性用现金购买一定数量的药品，不需要营销费用。所以，“4+7”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带量采购，只是让企业拥有在市场上销售产品的权利。价格降低是企业为了保住市场份额而采取的应对措施，而其中降价的费用，实际上是降价之前用于营销的费用，对于企业来说，没有经济损失。

郭新峰：“4+7”引发的价格过低的担心是医药界的过度反应，环顾全球仿制药市场，恐怕中国仿制药的高价格能排在前五，本身就具备巨大的降价空间。如何开放更多的合格供应商保障供给，是“4+7”试点方案要肩负的探索功能。

卫柏兴：个人不看好“4+7”，它只是一个降价的噱头，是个伪命题。不过很看好医保局查成本价这个事，希望这个事能尽快推开落实。

按通用名制定支付标准可节约医保资金

医药观察家：上述函件中提出“加快探索实施按通用名制定医保药品支付标准并动态调整”。“按通用名制定医保药品支付标准”有哪些优势？实施的难点又有哪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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