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显然，上述“四论”，看似有理，实则是违忤“三医联动”本意和初衷的，也是违背“三医”之间内在关联和改革逻辑的。这“四论”的存在和蔓延，是导致“三医联动”方略未能理性推进、直道前行的思想理念根源。

其二，体制机制不合时宜，很不给力。

无论是管理理论还是改革实践都昭示我们，体制机制，特别是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是具有根本性、全局性、关键性作用的。体制决定机制，有什么样的体制就会衍生出相应的机制。体制机制不合时宜，必然对改革发展造成障碍和阻力。因此，改革的首要任务和中心环节，就是改革旧的体制，建立新的机制。中国经济改革之所以称作“经济体制改革”，就是这个道理。

所谓体制机制不合时宜、很不给力，主要基于三个维度的考量。

一是旧的医疗卫生的管理体制是在长期计划经济背景下形成的，不能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尽管早就明确了“四分开”的改革方向，但从总体上看并没有“分开”。这种不合时宜的体制，不仅对“三医联动”很不给力，而且对医疗卫生体制、特别对公立医院改革、建立法人治理结构的现代医院管理制度等改革也很不给力。

二是医保管理体制问题，虽然在1998年机构改革中已经理顺——根据“第三方管理”原则，明确由社会保障部门管理医疗保险事务。2003年以后，随着国家财政资金的投入，农村合作医疗制度转变为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简称“新农合”）。2010年社会保险法正式将新农合定性为农村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后，在管理体制上又产生了歧见。尽管中央一再强调整合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事实上全国已有20多个省市实现了整合，由社会保障部门统管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只有少数几个省市未整合），由于国家层面没有整合（主要受“一手托两家的一肩挑”和“三医归一”等主张的阻挠），使得各地推进“三医联动”困难重重，凸显出“下动上不动，动了也没用，越动越被动”的尴尬局面。

三是“三医联动”的协调办事机构的蜕变。原本是协调“三医”各方的“医改办”，由设置于综合部门演变成隶属某个业务部门（实际由其部内某个司局“代管”），不仅具有“协调三医”的职能，有时甚至凌驾于“三医”之上，颐指气使、“号令三军”。如此这般，还有什么真正意义上的协商、协调、协作可言，“三医联动”又怎么能理性而全面地贯彻实施？！

先贤有言，“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难成”。这样不合时宜的体制机制，怎么能为实施“三医联动”赋能给力？！这是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三医联动”东摇西摆、裹足不前的体制根源。

其三，改革举措不协同、不配套。

譬如，2009年“新医改”方案中明确提出，把“三医联动”的重点放在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尤其是公立医院改革，实现“四分开”。但是，公立医院改革长期处于试点阶段，总体改革并未上路，更谈不到根本性改革。又譬如，取消医疗机构实施多年的“药品加成”政策，实行“零差率”改革举措、“腾笼换鸟”、提高医务人员技术服务酬劳等“新政”，而又没有相应建立科学合理的补偿机制，而将“改革成本”转嫁到医保埋单，将医保基金用于购买医疗服务的特定功用，演变成了对医疗机构的“补偿”机制，显然是违背医保基金原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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