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ig Health的CEO Peter Hames和Sonormed的CEO Jorg Land都表示：任何基于证据的行为或心理健康问题都适合数字疗法，因为大约80%的医疗预算是由慢性病造成的，而其中很大一部分可以通过认知行为疗法直接或间接解决。例如，德国只有4500名神经科医生，而人口老龄化加剧会导致患者数量增加。一些公司专注于早期检测，但诊断只有在能带来治疗方案时才有意义，否则，患者可能会受到负面影响，而且市场也会倾向于提供兼具治疗和预防价值的解决方案。

Tilak Healthcare的CEO Edouard Gasser则认为数字疗法可以应用于眼科、神经病学或精神病学领域。例如，精神病学是一门大学科，因为对患者的监控至关重要，而治疗师不可能一天24小时都和患者在一起，对于患有抑郁症的人来说，随身携带一款应用程序要方便得多。

虽然在数字疗法成为主流疗法，解决重要健康问题之前，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随着人们越来越意识到需要制定安全和功效标准，数字创新者也在加快与支付方、供应商和制药公司之间的合作，并寻求更快的监管批准。

参考资料：

https://www.mobihealthnews.com/content/depth-defining-burgeoning-field-digital-therapeutics

https://www.mckinsey.com/industries/pharmaceuticals-and-medical-products/our-insights/exploring-the-potential-of-digital-therapeutics

https://www.mckinsey.com/industries/pharmaceuticals-and-medical-products/our-insights/exploring-the-potential-of-digital-therapeutics

注：文中如果涉及动脉网记者采访的数据，均由受访者提供并确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