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在2019年，药占比这种总额控制的政策似乎不再有效率。与此同时，降低药价负担的政策重心也在向“4+7”带量采购，辅助用药目录以及新版基药目录等新的方面转移。

“4+7”带量采购政策试点中标25个品种，平均降幅达到52%，最高降幅达96%，据相关测算，11个城市，25种中选药品采购费用下降到19亿元，节约59亿元。如果条件成熟，推广到全国，预计25种药品采购费用可降到60亿元，节约190亿元。

而卫健委也针对新版基药发布通知，要求提升基本药物的使用占比，要求公立医疗机构应该科学设置临床科室基本药物使用指标，基本药物使用金额比例及处方比例应当逐年提高。

新的临床药物使用管理规则不断出现，而药占比、费用控制、药占比、医疗机构用药品种规格数量等原有的药物临床使用控制手段在“4+7”带量采购试点、抗癌药纳入医保中逐渐淡化，这似乎预示着医药控费的逻辑正在发生改变。

2、医药控费逻辑正在改变

此前，在2018年10月举办的第二届安全合作联席会议上，国家医保局相关人士直言，药占比的下降并没有带来医疗费用的下降。从其表述角度来看，控制药占比对于医保费用的节省并没有太大效果，究其原因是，药品被控制了，但是“按下葫芦浮起瓢”，耗材、诊疗等费用上涨。

上述医保局相关人员举例说明时指出，通过大数据分析，住院病人中使用中成药的80%使用了中药注射剂，使用中药注射剂患者中有70%使用了一种中药注射剂，26%的患者使用两种中药注射剂，8%的患者三种中药注射剂的联合使用。但如果将中药注射剂和疾病诊断相关联，一个注射剂可以关联到180个诊断，对于这样的神药要加强监管。

其举例的表述简单而言就是，药占比并没有发挥其预先设置的作用。但通过数据分析可以找出占用高额医保基金的一些“神药”，并将其严加控制或踢出医保目录，以此最终实现合理用药、控制医疗费用的目的，而不是对药占比进行粗放的总额控制。

而在2018年年底，国家卫健委针对占用高额医保基金的“神药”已经开始行动，发布了即将出台辅助药物国家目录的文件，明确要求各省级卫生健康行政部门组织辖区内二级以上医疗机构，将本机构辅助用药以通用名并按照年度使用金额由多到少排序，形成辅助用药目录，并上报省级卫生健康行政部门。

1月19日，在由E药经理人、中国医疗健康产业投资50人论坛联合主办的“2019中国医药产业新年展望会”上，国家卫健委卫生发展研究中心卫生技术评估室副研究员刘跃华明确表示，“辅助用药”会是2019年改革重点。具体而言，目录的遴选方式会注重临床实际价值。根据药品临床评价结果，出台“正面清单”和“负面清单”。

具体而言，一方面是这么多辅助用药谁是有效的，是正面的，我应该去买的，或者是处理某一种疾病不良反应不可或缺的药品。或者是儿童的、特殊疾病需要的药品。它是正面的清单，是鼓励优先采购的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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